“要利用日本人必须取得他们的信任。日本人一旦被信任，他们便连性命也不要了，忠诚地为你工作。”
这段话不是来自某本关于日本文化的书籍，而是1945年末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在中国的总负责人西川秋次向中国国民政府提出的建议。那场旷日持久、血流成河的战争中，日本军队的侵略夺走了几百万中国人的生命，结束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日本人要求信赖的声音，这或许让人费解。如果把这句话仅仅当成是一位日本实业家的个人奢望，未免过于简单，因为西川不过是花费数年时间加入到战后中国复兴事业之中的数万名日本人技术人员中的一个。
二战后初期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长期未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有关日本战后初期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的重点都放在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上。而几乎所有标准的入门书中，日本与亚洲的关系都是以和平条约的交涉或中国本土上的胜利为开端的。近年来，这个倾向发生了变化。亚洲太平洋地区数以百万计的日本军人、平民从海外的撤侨成了研究对象。同时，研究者开始重新关注起许多日本人在帝国崩溃后仍然留在帝国边缘地带（即“外地”或“占领地”）这一事实。特别是近些年来，为“新中国”做出贡献的“留用日本人”同时受到中国与日本的相当关注。
本文的目的是探明战后初期留在中华民国的日本技术人员的情况。本项研究力图阐明的是：实际的中日技术合作也许没能达成其政治目的，但这些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及其影响应该看做是“大日本帝国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
1945年8月，日本发布投降声明后几天之内，冈村宁次大将开始策划战后日本对中国的政策。本来，冈村强烈反对放弃在华的“一百零五万无敌的帝国军队”，但最终他接受了日本战败这一现实。他向小仓正恒（有住友财阀背景的著名财界人士，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征求意见后，很不寻常地亲自草拟了日后的“和平后对支处理纲要”。基于“中国将成为东亚唯一的强国”这一观点，冈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日本）帝国……应一扫日中间的嫌隙，极力强化对支那的支援，以资将来帝国的飞跃和东亚的复兴。”冈村认为，既然在“解放东亚”方面中国已取代了日本，那么日本“只能期待中国的繁荣强盛……并协助之”。这个纲要在南京举行的军方与大使馆的协议之后被正式采纳，于8月21日通过大使馆发送到在中国的所有领事馆，也发送到了东京。
在日本的亚洲政策中，与中国改善关系绝不是新的提法。随着太平洋的战局渐渐对日本不利，在日本的领导层中，又出现了支持所谓亚洲联合的声音。日本投降后，如“对支处理纲要”这样的呼吁在东京引起了共鸣，这也在意料之中。在发给南京的电报中，日本新任外务大臣、主张所谓“日中协作”的重光葵提出:“今后将努力巩固日中合作的基础。”重光在电报中详述道：“我们应运用种种可能的方法，认认真真地构筑起基础，这才能使这一目的有实现的可能。”通过“日中协作”来维持日本对大陆的影响力，因而成了日本战后初期的一个政策目标。
关于具体促进战后日中合作的方法，冈村认为：既然日本战败了，那么“能帮助中国发展的，只有技术和经验”。冈村的纲要提出：“再派日本的技术专家，让在日本被禁止的工业部门以及矿业农业的技术广泛进入支那，支援支那发展。”由此可见，对于日本的政府首脑来说，对战后中国的技术援助承担着政治上的重要使命，即这是日本在军事上失败后维持乃至强化对中国影响力的唯一手段。此外，对于日本来说，对战后中国的技术援助同时也是对日本经济的刺激。考虑到日本社会经济的极限状况，日本的技术人员若在中国被雇佣，那么日本国内的失业问题也将得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缓解。
1946年4月的一份外务省内部文件中提到，由于大量日本人从海外回国，且许多产业设施被接收充作赔偿，可以预想日本将产生大量失业的技术人员。为此，外务省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尤其在台湾和关东州（南满洲）等一直处在日本统治下的地区，日本应考虑怎么充分的利用他们（技术人员）。” 1945年秋，在上海的西川秋次给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详细阐述了西川以技术作为“日中协作”手段的看法。
中国和日本不幸兵戎相见。但如今战事已结，两国仍是友好邻邦。且日本蒙前辈中国恩泽，在文化、佛教、德育、产业等诸多方面受教于中国，得以成长。如今战争结束，日本需考虑报恩。我等如今能办到的，便是通过纺织技术服务中国及中国的民众，将我们的先人丰田佐吉发明的自动纺机技术教给中国民众。要拯救因战争而荒废的国土和国民的生活，应兴产业，以此谋求民生安定。通过让丰田的纺织技术在复兴中的中国扎根，我相信，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将萌芽，共存共荣的道路将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此，有必要粗略地介绍一下西川秋次的背景。西川是在1919年，为了调查中国市场并得到建设新丰田纺织工厂所需的土地，与著名的发明家、会社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一同初次来到上海。二战前他升为丰田自动纺织机株式会社中国管理部门的最高责任人。他和其他经营、技术方面的公司上层人员一道，在中国待了20多年，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和许多长期与中国打交道的日本人一样，在西川看来，日中之间为期八年的战争，不过是两国间长期的和平交流中出现的暂时性脱轨。此外，西川对于丰田发达技术的自信并未因为日本在战争中败北而动摇。西川寄给中国政府的长信中，对战后中国的经济复兴大胆地建言献策。西川提醒中国政府：对于8年后从中国内地返回的而言，战争中身居中国经济中心上海的丰田技术人员是一份宝贵的财产（1945年11月）。最后，西川说：“我们的心愿是，在我们撤离当地之前，将我们的技术和经验留在具备最好条件的中国，期待着贵国人民建成棉业中国的那一天，此为慰藉。”
没有证据说明西川是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活动的，不过从1942年开始担任日本驻华公使的堀内干城在促进战后中国复兴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需要我们来关注。堀内收到了外务省指示，令其留在中国，“从事新事态下的必要事务”。8月在南京召开的军方与大使馆的协议会上，出席者基本同意了纲要，所以，堀内的见解与上述冈村所撰的纲要酷似并非单纯的偶然。作为一个拥有在中国30年工作经历的老资格外交官，堀内本人就是“日中合作”的支持者。堀内认为，日本产业将来要恢复，需要巨大的市场，也需要稳定的原料和粮食供给，这两方面中国兼具。用日本的设备和技能援助中国，即为日本自身的复兴间接地做出贡献。
在日本企业为中国政府接收时，堀内向旧交宋子文表达了“留下日本技术人员”之意向。堀内也写了一封推荐丰田技术的短信，与西川的信件一道交给中国政府。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和西川一样，堀内对日本的技术抱有很强的信心。实际上，这种自信在居留中国的日本人身上多少都能看到。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居留于中国的日本人没尝到日本本土日本人所体验的毁灭和失败。
在日本尚未最终投降前，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便开始制定战后恢复经济的计划。1945年8月12日，国防最高委员会讨论了“征用日本在华战俘，以加速收复区工矿业及交通复员之进行”之提案。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国民政府甚至曾有从日本引进包括原子能专家在内的“科学技术人才”的念头。但国民政府正式留用日本人，则是在接收日占区之后的事情。
包括东北（旧满洲）、平津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台湾在内的这些日本占领地区担负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大部分。光复之后，国民政府接受了全部日资企业，其中有一些后来通过拍卖被中国民间的企业所收购，但绝大部分工业及相关企事业都由政府运营。但是实际上遇到各种困难。1945年8月末，第一批进入南京的邵毓麟（九州帝大经济系毕业）在与冈村的谈话中，提到了日本技术人员的“留华服务”。1945年9月10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会见冈村时，亦提及“依据情况，征用身居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冈村允诺：“有规定的线月，已经与堀内在南京交谈过的邵毓麟向蒋介石汇报，那些从重庆来接收日本设备的人员“不懂被占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不知道怎么开展工作”。10月初，在北平市的熊斌也向重庆方面要求暂行雇用已接收的各级日本技术人员。国民政府由此认识到日本技术专家对战后中国的复兴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陆军总部公布了《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行征用通则》。根据这项规定，政府可以留用那些掌握当时中国缺乏的专业方面技术的日本人或者其回国会给通常业务和作业交接带来不良影响的日本人；被留用的日本人，必须在“遵循中国的上级领导以及中国法律”之誓约书上署名；在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之前，被留用的日本人只能领取生活费。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川秋次主动提出的技术援助当然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欢迎。1946年早春，行政院长宋子文在堀内干城的陪同下，在上海与西川进行了会谈。宋子文对西川的提案表示了浓厚的兴趣，激励其尽快制订详细的方案。众所周知，宋子文一向是出名的，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来的热情并不值得惊讶。宋子文的态度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中国来说，纺织业是最重要的产业，恢复纺织业是政府第一先考虑的大事。众多日本纺织工厂在战后组建成了中国纺织业一个巨大复合企业——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丰田工厂因其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被长期视为“模范工厂”，战后在所有的日本工厂中最先恢复生产。同时，中国纺织机械的制造被视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部分。投资60亿元的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以修理、制造需求量巨大的纺织机械为经营目标。这个企业60%的资本来自于民间，另外的40%资本以丰田汽车工业及其他日资纺机工厂的形式由政府出资。
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国人赞成留用日本技术人员。不少中国人认为依靠战败国的技术人员是可耻的，有的人怀疑选择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是在谋划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上海某国营纺织工厂的工会就留用“敌国日本的技术人员”一事甚至向国民政府提交了抗议书。在抗议书中，他们批评中国政府蔑视本国的技术人员，并给日本人以实施破坏活动的机会。实际上，国民政府处于微妙的立场，不得不与日本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没过多久，美国政府便觉察出留在中国的日本人与日本企图恢复昔日帝国的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前就开始破译了日本的外交电报，在日本投降前后，美国通过继续监听不断地截获能证明这种企图的证据。1945年10月初，美国太平洋舰队最高司令官属下的战略情报部以及美国海军部作战处长发布了题为“中日关系：日本的对华政策”的机密调查研究，其中详细引用了前文提到的“和平后对支处理纲要”以及其他日方。美国经过斟酌，虽然承认战区司令官有留用日本战俘的权利，但对中国大量留用士兵以外的民间技术人员表示担忧。
1945年年末，美国国务院、陆军、海军三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委员会(Far Eastern subcommittee of the State War 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SWNCC)重申：美国支持撤侨行动涵盖日本的普通平民。该委员会继而警告道：必须意识到这点，即残留在中国的日本民间人士都怀抱着恢复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与影响力之意图，目的是排除西方诸国的势力。其结果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中国政府默许（笔者强调）留用日本“技术人员”保留他们在战争中获得的地位，此危机昭然若揭。这表明，美国政府认为日本技术人员的“留用”是在日本的主导下进行的。
此外，从中国发回的报告来看，美方的疑虑似乎有所加强。1946年初，一位在中国的美国高级军官发表了下面的看法：“有理由相信，也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日本人起步实施让东方人对抗西方人的庞大计划。他们的新思路便是与中国人建立兄弟般的友好关系，让我们的盟国与我们为敌。”国务院在给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指示中明确表述：“留用居留中国的包括‘技术人员’在内的日本人，是美国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与美国从中国（包括台湾）排除日本的影响力这一政策也是抵触的。”
当然，SWNCC的报告也顾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这些日本人所具有的专业方面技术是中国政府所必需的，而且中国缺少能够接手这些工作的训练有素的中国人。这份报告也承认，美国以及其他的盟国政府无法以同等程度的工资为中国提供充足的技术人员来代替日本技术人员。这份报告最后做出了“合理的妥协”，认为日本的专业相关知识对于中国的战后复兴是有用的，同时要求中国政府限定将留用的日本人，即仅限于具备中国必需的专业方面技术能力的人员，同时其过去记录足以证明其未曾威胁过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也不太可能发挥恢复日本在大陆的影响力之作用。
但这项要求所有日本人立刻撤离中国的政策遭到了中国国民政府的。反对日本技术人员立刻撤离中国的声音大部分来自负责产业复兴计划的部门。1946年3月，一份台湾发来的报告引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特派员包可永的话：留在台湾的日本技术人员1000人对各种产业来说不敷分配，在5个月内至少还需要5000人。报告用警告的口气说明日本技术人员急剧减少可能会引起的不良事态：几乎所有的生产将停止，零备件可能被盗。报告书继续写道：“生产下降，失业骤增，交通阻滞，治安解体或可。”鉴于此，南京政府决定，在台湾允许暂时留用7000名技术人员以及2.8万名扶养家属。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一个月后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重申，留用的日本技术人员对于许多工矿设施的持续运营是不可或缺的。
1945年下半年到1947年，美国与中国的官员就留用或遣返日本人问题频繁磋商。美国特使魏德迈于1945年10月访问中国时，在南京与何应钦会谈，双方同意居留中国的所有日本人应在1946年6月之前遣返日本，但台湾是例外，允许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逗留至1947年1月。为了消除美国对日本意图的担心，国民政府作证道：几个月期间，这些留用的日本人“听从命令，勤奋工作”，且只要这些日本人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战后复兴时期，充分的利用日本的技术依然是有必要的。
不久，美国再次要求中国政府遣返日本居留民。这回主要是日本政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日本政府于1946年4月发布声明，呼吁日本人回国，离开内战即将爆发的中国东北。驻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开始支持日本人火速从中国撤离之要求。1946年6月，中国向美国政府汇报：除了台湾和东北，中国本土将留用1.2万名左右的日本人。
国民政府虽没有严格执行其约定的遣返计划，但在几个维度做出了让步。1946年10月21日，为了研究居留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问题，国民政府国防部再次召开了联络会议。雇佣日本人的各部门表达了想继续雇佣的愿望，但外交部考虑到与美国政府有约在先，便告知其他政府部门必须将日本技术人员的总数控制在1.2万人以内，且必须是临时性的雇佣。虽然会议没有研究出新的方针，但得出了以下的修正：应将被雇佣的日本技术人员视为志愿者，薪资水平与中国人相同。
统计战后初期留华的日本技术人员与熟练工的总数有一定困难。根据美国政府的概算，日本投降时，约有16.8万名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产业、农业领域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监督人员、工长等主要岗位”上工作。美方的记录显示，截至1946年底，将近300万日本人撤离了中国，仍有9万多名日本人依然留在中国（包括台湾和东北）。
当然，这些人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工，其中有相当多的军方有关人员，还有许多人是家眷。根据同时期国民政府的全国调查，推断其数量略超过1.4万人。但许多地方当局没有报告，或者少报了，而且，调查没有包括控制区内的此类日本人，因此这个调查也是不完整的。
从地理分布上来看，日本技术人员最集中的地方是中国的东北地区（旧满洲）。所有日本技术人员都在由中国国民政府1946年5月创设的 “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的管辖下。这个机构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高级职员平山复二郎领导，在几个城市设立了支部。多数日本人留在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中国本土方面，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可见大量的日本技术人员；紧随其后的是北平、汉口等主要城市，除此以外还有大同等工矿业中心以及徐州之类的铁路枢纽城市。
比较明确的事实是，至少1万名左右日本人被留用在中国的各行各业——从制造业、铁路、矿业到医院、学校以及政府。换句话说，统称技术人员（technicians）的人（中文称作“技术人员”，日语叫“技術者”）实际上包含各种不同的专业。战后初期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中，将近四分之一在工厂工作，另有许多在事务岗位上，或者承担会计工作。
许多日本人为了处理由日本向中国（或短时间内向苏联）的移交事务而留在了中国；在医疗等领域，有些日本人被留用，仅因为具备专业相关知识的人不足。有不少从事医疗工作的日本人（包括医生、护士）在中国东北地区为中国军队服务。许多日本人有家眷，所以有些人在教育机关工作。也有的人从事与中国政府的联系工作。
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有其各自的理由，随着时局推移，他们的心境也发生了变化。 特别在战后初期，许多日本人没有返回已经荒废的故国的迫切愿望，他们乐于接受中国政府提供的较高报酬。一部分人像西川一样在中国住了几十年，对中国的将来抱有希望。也有的人，把自己的留用当做是对中国的补偿。不过，中方的强制留用也是没办法否认的。
因此有不少数日本人也许是违心留在中国的。他们服从于“日本战败后必须补偿”的现实而留在了中国，就像几十万其他日本人立刻被遣返回日本一样。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社长高碕达之助说服留在中国东北全境的日本人接受留用，这时高碕有意避开不谈政治：“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军人。我们是来满洲搞产业，在这里兴工业的。但在战败后，大半设备被进驻的苏联军队撤走，就像自己的亲生孩子被人扭断了胳膊。将满洲的产业弃之不顾回国，我万万不能够做到。想方设法把半废的产业恢复过来，然后再回去吧。这是我们作为技术人员的任务。”在高碕这样的努力说服下，若干想回国的人或许改变了主意。
在这里，粗略地介绍由上海的西川秋次率领的丰田的日本技术人员的活动。上海与中国东北地区不同，情况一段时间内较为稳定。就经济方面而言，中国人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被选为上海日本技术人员协会会长的西川在1946年4月到6月之间，与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经理黄伯樵频繁会面，总共超过60次。最初一次商讨之后，西川与丰田其他17名日本技术人员同意继续留在新成立的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工作。1946年8月，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从国民政府国防部得到了雇佣这批日本技术人员的正式许可。
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中日间的技术合作不是平等的伙伴关系。日本人接受了在中国的战败。在中国，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大部分依然是负面的，这不是没理由的。中国人承认中日技术合作包含了强制的成分，但不光是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经营干部，就连中国领导人都对日本技术人员礼仪周到。另一方面，西川不仅畅所欲言，给出建议，也提出批评。他们之间的关系跟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大相径庭。讨论中，西川首先就全部的生产活动发表了意见，接下来的问题是产品的计划与生产。西川就劳动时间的长短、付酬方法（用计件工资代替计时工资）、劳资关系、作业计划、公司组织、接受订货、价格计算等许多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详细意见。
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便是中国工厂中使用的纺织机是不同国家、公司生产的，遵照的标准不同。由于没统一标准，使得修理和配备很困难，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因此开始修理、替换各种纺机的关键部位的主轴采用了丰田的大牵伸阿尔法，即日本的规格。此后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计划制造零件及自动织机，他们的最终目标是以统一样式制造包含主轴装置在内的完整的纺机。
丰田机械制造厂1942年在上海成立时，已经有了在中国生产丰田自动织机的计划。但是后来为满足战争需要，该厂改产手榴弹等军需品，放弃了织机的生产。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本打算使用过去上海日资工厂的图纸和设备，雇佣留下来的技术人员，但在西川看来，日本丰田公司的援助对于在中国生产丰田自动织机是不可或缺的。西川计划请求日本丰田将100人左右的技术人员和机械零件送抵上海，以便制造织机的主要部分。西川作为有经验的经营者、又曾是丰田佐吉的左膀右臂，他对办成这件事有一定的信心。1946年年中，具有纺织机产业多年工作经验的中国工程师鲁成被派到日本，表面上，他在东京中国代表团研究赔偿问题，实际上，他与丰田直接商讨在中国生产纺织机事宜。
然而，西川所构想的丰田与中方的合作很快遇到了几个障碍。首先，西川及他上海的同事与日本丰田的首脑之间有相当大的分歧。这段时间内，两个丰田公司间的沟通很困难，导致分歧逐步扩大。核心问题是丰田的专利技术。当初西川希望“丰田会主动提供大牵伸专利”，这“出于能够在中国立即付诸实用之愿望”，因为这项技术已在日本获得了专利，所以在中国生产它将为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继续活动带来裨益。当他听闻中国的其他工厂也在试图生产丰田大牵伸主轴时，西川和他的日本同事提议“诉诸法律手段，落实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垄断丰田的专利”。西川告诉中国人：“J阿尔法（主轴）在日本已得到专利，没人能够复制它。我们公司得到专利，将它改造成C.S.（中国规格）。”西川担心其他国内外的制造商会抓紧时间向丰田公司预约，但他认定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已经合法地垄断了专利权。
另一方面，日本丰田的首脑对该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随着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丰田于1946年接到盟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后，立刻实施重组，重新开工。最畅销的自动织机在中国生产，乃至中国使用受专利保护的技术，显然是日本的丰田公司不愿意看到的。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遭遇的不仅是日本丰田的抵抗，还有中国国内的许多问题，尤其是经济方面的：快速的通货膨胀和财源的不足使得生产数次延期，低效率使得事态进一步恶化。
虽然进展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延迟，但西川及日中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带来了良好的结果。1947年初，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宣布：成功制造出可以视作中国规格的基于丰田原型的自动主轴——阿尔法大牵伸。一年后，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生产出以有名的44英尺G型丰田自动织机为范本的中国第一台自动织机。1948年末，公司生产了2万锤新纺机和200台织机。国内外的订单蜂拥而至，仅过了两个月，至1949年2月，公司得到了1300台自动织机的续约。这对于一个成立不到三年的公司来说是显赫的成就，西川及其日本同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日技术合作的成果正在逐渐显现时，1949年初，公司又陷入了困境。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董事长、中央委员会中公司的主要支持者彭学沛在飞机事故中身亡。事后不久，中国纺织机器制造公司的总经理黄伯樵因病去世。日本技术人员中也有两人病死。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仍留在中国的日本技术人员开始陆续回国。当人民逼近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时，西川告别了居留近三十年的上海，回到日本。
众多日本技术人员从国民政府控制的地区被遣返日本，起初主要出于美国的压力。除了美国的强行要求，苏联迫切希望用本国的技术人员代替日本技术人员也是原因之一。苏联给中国施加压力，要求解除留用在大连工作的约3500名日本技术人员。
但是，不能仅仅用外界压力来说明日本技术人员减少的原因。日本、中国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是重要原因。随着日本国内状况的渐渐好转，更多的日本人希望回国。而经济萧条和内战导致中国每况愈下，军事优先于经济。这时国民政府竭力将日本人送回日本，以避免他们落入中国手中。有些企业则已经寻找到代替日本技术人员的中国人，无须留用日本人。有一份报告书显示，1947年，台湾的许多日本技术人员被解除职务，日本人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只有25名日本人在石油、电力、纸浆、水泥等行业继续被雇佣。1947年8月，国民政府重申：若不是必需，日本技术人员应全部遣返。截至1947年末，中国东北部的留用日本技术人员被国民政府解除职务，一是因为已经有代替日本技术人员的中国要员，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害怕日本技术人员落到中国手里。日侨善后联络处于1947年9月解散，其所属人员于翌月撤离。
截至1948年初，控制地区中的日本技术人员的总人数减少到1361人（另有4092名家眷）。在铁路部门和电站工作的最后66名日本人，则一直留到1948年8月，这些人后来被中国接收。最后，强力支持日本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担任重要的中介工作的堀内也在1948年末回了日本。这样，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政府在战后初期让日本人长期逗留中国的构想最终没能实现。
但控制地区下的情况则相当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日本技术人员在中国继续工作。来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央实验所的几位日本化学家指导了新型机械设备的建设工作。许多从事医疗工作的人甚至随中方的“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
战后近700万的日本人从海外撤侨是“大日本帝国”崩溃的逻辑上的归结，战后初期，日本技术人员也存在于原帝国的另外的地方。比如仅在平壤一地，1946年年初，有超过2000名日本技术人员和熟练工登记在案。为了协调活动，北朝鲜工业技术联盟内设立了日本人支部。1947年中期，400多名日本技术人员（许多携带家眷）依然在朝鲜半岛北半的矿山、工厂、医院、学校工作。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数万名日本技术人员驻留在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是日本殖民地的经济和工业发展的结果。这也反映了日本试图控制战时中国占领地的产业，榨取其自然资源。如果日本技术专家突然从这一些企业撤走，那么这一些企业将无以为继。日本虽然在战争中失败，但与它的亚洲邻居相比，依然拥有相当强的科技力量。连战胜国苏联都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科学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关心，1946年苏联国家科学院派出代表团访问大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仅仅在东亚战胜国利用战败国的技术专家。苏联、美国和英国也用这种方法在战后初期的欧洲获得了德国的技术，甚至有一些历史研究者用了“知识赔偿”一词来表述这样一个事实：通过专利和图纸，盟国从德国获得了莫大的产业和军事技术方面的情报。
在战后初期的中国，冈村、重光以及其他日本领导人所构想的尝试，即将日本技术人员作为恢复日本影响力的动力，最终没能产生预想的结果。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日本技术人员在数年内就回国了，但他们在日本走向后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